董子，即西汉大儒董仲舒（约公元前179年—前104年），是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他以“天人三策”应对汉武帝之问，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的正统地位。其思想精华，尽萃于代表作《春秋繁露》之中。

《春秋繁露》凡十七卷八十二篇（今存七十九篇），并非对《春秋》经文的简单注释，而是董仲舒以《公羊春秋》为宗本，融合阴阳五行、黄老刑名等诸家学说，构建起的一套宏大而精微的天人哲学体系。书名“繁露”，旧解或谓冕旒垂玉，言其连贯；或谓露之浓密，喻其义理丰赡。全书核心，可概括为“天人感应”与“大一统”二端。

一、 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
董仲舒将天人格化、伦理化，视之为至高无上、有意志、能赏罚的宇宙主宰。他提出“天人相类”、“人副天数”，认为人的形体、性情、伦理皆与天相副。“天亦有喜怒之气，哀乐之心，与人相副。以类合之，天人一也。”（《阴阳义》）由此，人间政治与自然现象建立起神秘联系：君王行德政，则天降祥瑞；施暴政，则天现灾异以“谴告”。这套理论既以神权约束君权，为专制皇权披上了神圣外衣，也确立了儒家道德原则的至高无上性。

二、 大一统的政治伦理
《春秋繁露》极力推崇《春秋》“大一统”之义。董仲舒认为，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”（《天人三策》）此“一统”不仅指疆土政令的统一，更强调思想文化的统一，即“独尊儒术”。他系统阐发了“三纲五常”（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；仁义礼智信）的伦理规范，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秩序的铁律。他主张“更化”，提倡德主刑辅，主张以教化防患于未然，其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义利观，影响深远。

三、 阴阳五行的运行法则
董仲舒创造性地将阴阳五行学说融入其体系，用以解释自然、社会与历史的运行规律。他认为阴阳是天地间的根本力量，主张“阳尊阴卑”，并将其对应到君臣、父子、夫妇关系上，为等级秩序提供宇宙论依据。五行则与四季、方位、官制、德政等相配，构成一个循环相生、相胜的动态宇宙模型，人间政事必须顺应此天道时序，如“庆为春，赏为夏，罚为秋，刑为冬”。

译注与研究价值
《春秋繁露》文辞古奥，义理幽微，兼有脱讹，故历来注家不绝。清代苏舆《春秋繁露义证》集前人校释之大成，考订精审，为现代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今人译注本（如钟肇鹏、周桂钿等学者之作）多以苏本为底本，进行现代汉语的翻译与注释，并附以导读，极大便利了当代读者理解这部深奥经典。

研读《春秋繁露》，不仅是理解董仲舒思想与汉代儒学特质的关键，更是洞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、伦理思想及宇宙观形成脉络的一把钥匙。其学说中的神秘主义色彩与专制主义成分固应批判，但其试图建立贯通天人的秩序体系，追求社会和谐与道德教化的努力，以及其作为思想融合的典范，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哲学研究价值。董子之学，犹如一块厚重的基石，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思想地基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