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一书，乃汉代经学之宏构，尤以阐发《春秋》大义、建构天人感应学说为后世所重。其卷九至卷十七，辅以书末跋文，构成了董子思想体系中至为精深而系统的部分，集中体现了其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学术抱负与政治哲学。

卷九《竹林》、卷十《玉英》、卷十一《精华》诸篇，多聚焦于《春秋》具体史事之阐释，然其旨归远超训诂考据。董子以“经权”“常变”之理，剖析历史事件中道义与权变的辩证关系。如论宋襄公之“仁”而败绩，实则阐发“义不訾利，仁不辟难”之理，强调道德原则须与客观时势相合，此即其“变礼”思想之体现。其释经方法，善用“比例”“推类”，由具体事例升华至普遍义理，使《春秋》非徒为鲁史，而成一部垂训万世之政治伦理法典。

卷十二至卷十五，如《阴阳义》、《五行相生》、《五行相胜》、《同类相动》等篇，则为全书哲学基石之所在。董子于此系统构建其天人宇宙图式。其以阴阳五行之消长、配比、生克，解释自然节候、物类性情乃至政教人事。尤为关键者，乃提出“天人同类”“人副天数”之说，认为人之形体、血气、德行皆与天相类相应。故王者政教得失，必致天地祥瑞灾异之应。此说固有其神秘色彩，然其深层意图，在于以“天”之权威约束君主权力，将仁德、礼制、刑赏等人事活动，皆纳入一个有序、互动、且具道德意志的宇宙秩序中，为儒家政治理想确立形而上学依据。

卷十六《循天之道》、卷十七《天地之行》等篇，则将天道落实于人道，论述治国修身之具体法则。其论“循天之道”，重在“中和”二字：“中者，天地之所终始也；和者，天地之所生成也。”主张政治须调均贫富，务使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，外足以事上供税，此即“制民之产”的均平思想。论“天地之行”，则强调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伦常秩序，皆法象天地尊卑、阴阳主从而来，从而为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提供宇宙论支撑。

至于书末所附《跋》文，虽非董子亲撰，多为后世整理者或刊刻者所记，然其价值不容忽视。一则，跋文常交代版本源流、篇卷分合、文字校勘等情况，为后世研读是书提供重要文献线索。如明刻本之跋，或言及宋本之遗逸；清儒校勘之跋，每辨章析句，考订精审。二则，跋文亦往往蕴含作跋者对董子思想之理解与评价，折射出不同时代学术思潮之变迁。有尊之者，赞其“醇儒”“明道”；有议之者，或病其杂糅阴阳；此皆可窥《春秋繁露》在学术史上接受与阐释之轨迹。

综观卷九至十七及跋文，可见董仲舒思想之宏大精密。其以《春秋》为宗，以阴阳五行为纬，编织出一个贯通天道、王道与人道的庞大体系。其说虽杂糅诸子，然核心仍在尊儒术、明教化、正纲纪。其天人感应论，既为汉代大一统皇权提供神学合法性，亦内含以天威制衡君权的批判精神。后世对其学说褒贬不一，然其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范式，其影响历两千年而未绝。《春秋繁露》此数卷，正是管窥这一思想巨擘精神世界的关键锁钥，其微言大义，至今仍值得深思与叩问。